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较为仓促中进行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迁徙，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显然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按照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说法：“大军出发，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前面既无粮仓，后面亦无后勤供给，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吃得自然差，只能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甚至断了炊。时间长了，携带的干粮吃完了，只好向大自然讨要。我们知道很多吃野菜、烧皮带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样的道路和困苦地区。当然，因为行程遥远，情况不同，地区富庶、贫穷条件不一，队伍并不总是靠吃野菜度日的。这里，我们通过亲身参与长征的老战士的回忆，来对长征中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做一些介绍。 虽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可还有一个吃谁、付不付费等问题。在这后面，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在一个地方，地主家的东西，有时大军吃不完，余下的粮食就号召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部队的每个伙食单位不能独自自由行动，必须在“供给部”的统一领导下，到指定地方去领取粮食。当时在南方一些地区，部队可以领到大米、少数生猪或者猪肉，其他的需要自行解决。其间也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物资。李一氓回忆说：“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我们分得很多塘鱼，这是第一次，真鲜美极了。” 长征部队走到云南宣威时，还分到过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当时这东西是有钱人才享用的。据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会吃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这样的好事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老红军谢扶民在长征中曾写了一篇日记《苗山一夜》，叙述了当时红军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解释，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6块大洋50公斤的价格，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说买到的都是糯米，这种米，吃了不管用，行军“脚发软，走不动路”。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没有其他粮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有在过年节时，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 更多的时候，部队都在偏僻的山地，或荒无人烟的草地行军，时间久了，粮食就出现问题。据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1935年秋，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后，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没有找到什么粮食，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某连，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原来准备的干粮都被吃光了。进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沿途几乎所有的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尝遍了，后来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上面叶子落光，结着豆子粒大的小红果，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满口满口吃饱了，还要折下几枝，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有时也会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的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食者便毒性发作，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大家采到野草野菜后，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1949年后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中将，在参加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一半装的是炒熟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这点东西，还不够他一顿吃，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的干粮。由于当时年纪小，不知厉害，肚子一饿，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口渴起来，乘班长不注意，就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用舌头压在一边，不但不觉得凉，而且精神焕发，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他偷吃的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子，这怎么行呢，山还没有到顶，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副班长塞给他一个山药蛋（马铃薯），并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干粮不够，在攀爬寒冷的高山时是很危险的。后来，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爬到山顶，已是深夜。大家肚子都饿了，皮定均拿出山药蛋，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又还到他手上。在一只山药蛋的支撑下，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在战斗打响之前，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让全班战士啃。可大家都舍不得吃，这只山药蛋最后又到了皮定均手里。他忙将这只山药蛋推给副班长，副班长对他说：“小伙子，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你赶快吃了，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就像大巴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 关于长征中吃皮带的事，1949年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一文中有确切记述。他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每人每天三四两计）。这点粮食，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进了帐篷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拉住他：“先别忙汇报，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才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前面的队伍将周围野菜早挖尽了。为了活命乱挖，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轻的就会四肢抽风，神经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快走出草地的一个星期里，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吃，队伍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长征中就连牛皮之类获得也不容易。据一篇署名赵连成的题为《咱班的“王政委”》的文章中记述，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地时，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这些“皮鞋”“皮帽”，陆续被吃进了肚子。 红军长征中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 没有猎物可杀的时候，为了活命，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党岭山上》一文中讲到，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宰杀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现在，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 有牲口可宰杀，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在题为《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中，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熟。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才会稍好消化。可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结果就消化不了。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大约因为记忆深刻，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全名叫‘稞大麦’，因为生长期快，3—5月播种，7—9月收获，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用水煮了几小时后，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还不能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再煮再吃。” 长征中有限的食品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记述，1935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7.5公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击溃敌人一个营，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战士们几番进击，打开了腊子口，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红军仍然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村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民们先有人回家，发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这一切让他们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纷纷赶着牛羊回了家。在村里尊长的带领下，藏民们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3年多的熟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当时红军不熟悉藏民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民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民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民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才知道部队没有收下他们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战士给他们一些盐，他们也收下了，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署名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载了当部队进入到四川得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后来，战士们在几间破房子的羊圈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这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为此，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大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200多公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50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吃肉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很难得，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后，进入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有一大群羊，大约500多只。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这次吃羊肉，没有盐，连锅也不够。这时，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直接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算是救了命，不仅有吃的，还是高营养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途行军打仗，到地方就要吃饭。因此做饭烧水之人，比较其他人更要辛苦得多。在谢方祠（后曾任山西军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文字里，就介绍了《九个炊事员》的事迹。长征的时候，谢方祠是三军团一个连队的司务长，连里有9名炊事员。因为天天行军，几乎天天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东西。可为了大家的吃喝，他们都“打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这样一来，每人挑的东西就有六七十斤。负重六七十斤，一天行军数十里上百里。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马上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淘米煮饭……紧张时，常常“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到了广西以后，走的多是山路。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困难，这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到一个地方后，炊事员们经常要翻好几座山，跑到部队前面去买谷子，回来还得去皮后才能烧饭。为了方便给谷子去皮，炊事班长就花钱买了一个小石磨。这几十斤的“家伙”，配上一个破筛子，一只破簸箕，使炊事员肩上又添加了重量。进入雪山地区，上级通知战士轻装，炊事员们挑着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还带上一些增加热量的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翻越梁子大山时，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到了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冰天雪地，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们赶紧去给大家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人拉起来……这时的炊事员，又成了“卫生员”。炊事员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是，却有两个炊事员在这里倒下了！ 过草地时，看到战士们走烂泥地，炊事班长向司务长建议，战士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司务长考虑到炊事员的辛苦，就没有同意。可是到了宿营地，炊事员们却很快把洗脚水烧好了。这样沉重的负担终于产生严重后果。一天早晨，一个炊事员挑着担子正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赶过去，脸上挂着泪水，拾起铜锅又挑了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极快，一会儿狂风，一会儿又是暴雨。这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快找个地方把锅支起来，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驱寒。汤烧开了，先前代替牺牲者挑担子的炊事员，刚给一名战士递上姜汤，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炊事班长姓钱，是司务长谢方祠的邻居，他还是影响谢方祠参加革命的宣传者。这位炊事班长，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抢着干活。日子久了，累得皮包骨，可打土豪分得了腌鱼、腊肉，自己却不舍得尝一尝，全部留给战士们。一天到后半夜，钱班长偷偷起来为大家烧开水。因为他头天还发着高烧，谢方祠就劝他休息，可他不肯。两人就一道忙活开来。烧水过程中，谢方祠看到钱班长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这时水开了，谢方祠去揭锅盖时，钱班长用很低沉的声音要水喝，接着便扑通一下倒地不起。在谢方祠的怀里，钱班长的身体渐渐变冷。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锅灶前。第二天，铜锅由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前行。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部队到达陕北时，这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谢方祠的肩上。连长看见，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炊事班9名战士，全部牺牲。后来，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被珍贵地保留在了连队中。 长征是一次行军，同时也是对身体、精神的严峻考验。仅仅通过饮食这一桩事，长征的艰辛困苦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红军战士不屈服，不畏惧，勇往直前，正是一种长征精神的体现。 准备做饭的红军战士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较为仓促中进行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迁徙，在饮食这个基本问题上，显然是无法考虑更多和长久的。按照后来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说法：“大军出发，是个没有后方的战略转移，前面既无粮仓，后面亦无后勤供给，只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也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情况好，就可以吃得好；条件差，吃得自然差，只能饥一顿饱一顿。见不到人烟时，甚至断了炊。时间长了，携带的干粮吃完了，只好向大自然讨要。我们知道很多吃野菜、烧皮带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样的道路和困苦地区。当然，因为行程遥远，情况不同，地区富庶、贫穷条件不一，队伍并不总是靠吃野菜度日的。这里，我们通过亲身参与长征的老战士的回忆，来对长征中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做一些介绍。 虽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可还有一个吃谁、付不付费等问题。在这后面，李一氓还有话：“至于吃谁，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一条阶级路线，主要吃地主的粮仓、牲畜等。”在一个地方，地主家的东西，有时大军吃不完，余下的粮食就号召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部队的每个伙食单位不能独自自由行动，必须在“供给部”的统一领导下，到指定地方去领取粮食。当时在南方一些地区，部队可以领到大米、少数生猪或者猪肉，其他的需要自行解决。其间也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物资。李一氓回忆说：“如那个地方有地主的鱼塘，就可以分到鱼。我还记得在湖南的一个大村子里，我们分得很多塘鱼，这是第一次，真鲜美极了。” 长征部队走到云南宣威时，还分到过全国有名的“宣威火腿”。当时这东西是有钱人才享用的。据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会吃的人。1949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但是，这样的好事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有一顿正常的米饭就很不错了。老红军谢扶民在长征中曾写了一篇日记《苗山一夜》，叙述了当时红军长征到了大、小苗山时，老百姓都躲进了山里。经过一位老人出面解释，百姓才回到家。战士们以6块大洋50公斤的价格，买到了部队需要的大米。可在分发的时候，一些单位却不愿意要这些大米，说买到的都是糯米，这种米，吃了不管用，行军“脚发软，走不动路”。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块地方只产糯米，没有其他粮食，大家只得收下。一些人开玩笑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因为在大多数地区，只有在过年节时，才舍得用糯米做些年糕、甜米饭之类的食品。 更多的时候，部队都在偏僻的山地，或荒无人烟的草地行军，时间久了，粮食就出现问题。据长征时的小战士谭清林回忆，1935年秋，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越过大雪山后，在草地边缘的康猫寺休息两三天后，没有找到什么粮食，只好采集了一些松菌、松果，烤熟了一些牛羊皮做干粮，随即向草地进发。他所在的三十军九十一师某连，进了草地几天后因为大风冰雹，找不到前面队伍留下的路标，只好返回出发地。等到再出发时，原来准备的干粮都被吃光了。进入草地那天，只有他自己的最后一小把炒面，分给几个战友各人“一小撮”，就着雪水吃了。在草地中，头两天大多数人只能喝一些带有草味的黑色苦水，吃一点随手拔起的野草、野菜。找不到青草时就抓起枯草，嚼嚼草根，咽些口水。沿途几乎所有的野生植物，都被大家尝遍了，后来发现一种满身长刺的矮树，上面叶子落光，结着豆子粒大的小红果，吃起来味道酸甜酸甜的，这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见到这样的树，大家都一口气跑过去，满口满口吃饱了，还要折下几枝，带给伤病的战友。可这样的尝试有时也会带来灾难。第二次进草地的第六天，有人在地上扒出一种青萝卜一般粗大的水生植物。刚试着吃时，味道甜还爽脆。得知这个消息，大家都分头去找。谁知这东西吃下去不过半个小时，食者便毒性发作，呕吐不止。有人好心舀碗凉水给呕吐人喝下去，不料呕吐更厉害。几位战士当场牺牲。这以后，大家采到野草野菜后，总是先放在嘴里小心嚼嚼，多试几次后才敢咽下肚去。 1949年后曾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的皮定均中将，在参加长征时才不过16岁。在攀越大巴山前，班长给了他一个“猪肠子那么大的干粮袋，一半装的是炒熟的黄豆，一半装着剩下来的炒饭”。在皮定均看来，这点东西，还不够他一顿吃，可现在却要做几百里山路行军的干粮。由于当时年纪小，不知厉害，肚子一饿，他便偷偷抓炒黄豆往嘴里喂。一吃黄豆，口渴起来，乘班长不注意，就抓一个雪团丢进口里，“用舌头压在一边，不但不觉得凉，而且精神焕发，越走越有劲了”。不长时间，皮定均携带的干粮被他偷吃的差不多了。当副班长检查他的干粮袋时，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两个七十里”：“小伙子，这怎么行呢，山还没有到顶，你的干粮就快吃光了。你不打算过去吗？”说完，副班长塞给他一个山药蛋（马铃薯），并再三叮嘱：“你可要慢慢啃，不要一口吃光了。”干粮不够，在攀爬寒冷的高山时是很危险的。后来，皮定均不敢轻易动这颗山药蛋，肚子饿时只是伸手摸摸。爬到山顶，已是深夜。大家肚子都饿了，皮定均拿出山药蛋，让给同志们。大家都是用门牙轻轻啃一下，又还到他手上。在一只山药蛋的支撑下，大家度过了这漫漫长夜。下山后在战斗打响之前，副班长又掏出最后一个山药蛋，让全班战士啃。可大家都舍不得吃，这只山药蛋最后又到了皮定均手里。他忙将这只山药蛋推给副班长，副班长对他说：“小伙子，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你赶快吃了，鼓足劲消灭敌人！”多年后，皮定均以《两个山药蛋》为题，写下纪念文章。他在文章最后说：“这座大巴山，是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遇到的第一座高山，也是我在斗争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道关口。……那里有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全体战士同艰共苦的友情。这种友情，就像大巴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 关于长征中吃皮带的事，1949年后曾担任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李文清在《最后的脚印——记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一文中有确切记述。他所在的红二方面军五师十五团是从甘孜进入草原的。当时每人带了半个月左右的粮食（每人每天三四两计）。这点粮食，很快就消耗殆尽。一天，李文清到师部汇报工作，进了帐篷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师长王尚荣拉住他：“先别忙汇报，这里搞了个牦牛脑袋……来，先喝它一碗！”“我接过来咕咕一气就喝了下去。多香呀！我好像这辈子才第一次喝过那么好的汤。……而且，这锅汤是整个师部喝的。”此文中也记述了吃毒草的情形。因为他们是后卫部队，在草地上连可吃的野菜也几乎没有了。前面的队伍将周围野菜早挖尽了。为了活命乱挖，结果就挖到有毒的草：“有的吃上毒草，轻的就会四肢抽风，神经失常，口吐白沫，重的就会丧命；当时又缺医药，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在快走出草地的一个星期里，因为根本没有粮食吃，队伍前进的速度也“慢得异常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有一天，一个通讯班的小鬼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是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长征中就连牛皮之类获得也不容易。据一篇署名赵连成的题为《咱班的“王政委”》的文章中记述，他们部队刚进入草地时，看到了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他和另一位战士把牛皮拉回来，交给队长、指导员。领导将这些牛皮给每人分了两块。大家把小一点的牛皮用棕绳穿起来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些的缝成一个带尖的帽子戴起来，有人还随手画个五角星在上面。走着走着彻底没粮了，这些“皮鞋”“皮帽”，陆续被吃进了肚子。 红军长征中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 没有猎物可杀的时候，为了活命，只好宰杀用来驮物资的牲口。吴先恩（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党岭山上》一文中讲到，在过西康丹巴一带的党岭山前，宰杀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李文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情况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了。为了救下这些革命的种子，现在，只有把最后一手拿出来了——把驮帐篷物资的牦牛和首长骑的骡子杀了。杀一头全团要吃三四天，先煮汤和着野菜吃，再把煮过的肉分给每人一、二两带着，不准吃，第二天再煮……” 有牲口可宰杀，在长征中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在题为《红色少年连队通过草地》一文中，记述了最早进草地时吃青稞的情形。此文介绍，当时吃的是“青稞囫囵饭”。这东西很难煮熟。炊事员为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吃好，居然一夜未眠煮青稞。吃饭时，一次三五粒嚼碎下咽，才会稍好消化。可大多数时间大口吃着，结果就消化不了。 有关青稞在长征途中的故事不少。大约因为记忆深刻，文人出身的李一氓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对青稞在当地生长和食用的情形作出记述：“稞麦就是大麦的一种，全名叫‘稞大麦’，因为生长期快，3—5月播种，7—9月收获，非常适合于青藏高原的地质和气候。……这种作物很经得起煮，用水煮了几小时后，仍然是一个个完整的麦粒。以为熟了可以吞食了，但还不能消化，排泄出来的还都是一粒粒的青稞。因为每个人分得的数量有限，有的甚至把排泄出来的青稞淘洗过后，再煮再吃。” 长征中有限的食品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的。时任红四团六连连长的杨信香在《攻破腊子口》一文记述，1935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来到距离腊子口7.5公里的地方。先头部队经过战斗，击溃敌人一个营，还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后来在攻击腊子口前，炊事员便用白天缴获的白面，给大家做了一顿好饭。吃饱后，战士们几番进击，打开了腊子口，使这支部队可以顺利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从多数记载里可以看出，虽然粮食总体缺乏，可红军仍然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的康正德在《心连心》一文中，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行进到原西康省一个叫波巴的村寨时，为尊重少数民族，决定不进村子，在村外露营。当时百姓大约受到敌人宣传，都带着牛羊上了山。为了获得他们支援，战士们便分成若干工作队去山上寻找。藏民们先有人回家，发现他们门上的锁、红布条、神符都原封未动，夹墙中的东西一件不少，而战士们却露宿村外受冻，吃着清水煮野菜，这一切让他们十分感动。他们立即回山，告知其他人，老乡们便纷纷赶着牛羊回了家。在村里尊长的带领下，藏民们焚香点烛，硬把战士从村外请到家里，有的把在地下埋藏3年多的熟肉也挖出来给战士吃，还一下子慰劳了300多只牛羊。当时红军不熟悉藏民习惯，没有接受，这使藏民很不高兴。战士看到藏民没有盐吃，有钱也买不到，便将自己带的盐送给他们，可藏民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后来通过翻译，才知道部队没有收下他们的东西，是把他们当“外人”，因此很生气。于是，战士接受了他们给的粮食和肉，战士给他们一些盐，他们也收下了，之后便亲如一家。 在署名钱治安的《一次支委会》一文中，还记载了当部队进入到四川得荣县城后，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后来，战士们在几间破房子的羊圈中，发现埋在地下的一大缸青稞。有了粮食，这本是大好事，可这是在藏区，部队有严格要求，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为此，连队开了一次支委会。经过争论，支委会通过了以大洋买粮食的决定。大家将200多公斤青稞挖了出来，按照病号每人8小碗，一般同志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分发。在藏粮食的地方埋大洋时，领导让文书写了一张纸条，上面说，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你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50块白洋留给你，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三连全体。纸条是红色的，50块大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红纸条端正贴在上面，放进装青稞的缸里，一个战士怕不够，又添了12块云南小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他们才像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各自散去”。 吃肉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很难得，可也偶尔能够碰到。据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徐海东回忆，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打了几仗后，进入陕北边沿白区红区交界的绍山地界。部队翻山越岭走了3天，也没有碰到一个村庄。背的粮食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有一大群羊，大约500多只。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一个羊贩子赶到他处倒卖。经过和羊贩子“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这次吃羊肉，没有盐，连锅也不够。这时，有脸盆的，就用脸盆煮肉；没有脸盆的，只有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着吃；还有的操起一只羊腿，直接架在火上烧着吃……这下可算是救了命，不仅有吃的，还是高营养的食物。徐海东最后说：“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苏区。” 长途行军打仗，到地方就要吃饭。因此做饭烧水之人，比较其他人更要辛苦得多。在谢方祠（后曾任山西军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文字里，就介绍了《九个炊事员》的事迹。长征的时候，谢方祠是三军团一个连队的司务长，连里有9名炊事员。因为天天行军，几乎天天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东西。可为了大家的吃喝，他们都“打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这样一来，每人挑的东西就有六七十斤。负重六七十斤，一天行军数十里上百里。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马上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淘米煮饭……紧张时，常常“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到了广西以后，走的多是山路。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困难，这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到一个地方后，炊事员们经常要翻好几座山，跑到部队前面去买谷子，回来还得去皮后才能烧饭。为了方便给谷子去皮，炊事班长就花钱买了一个小石磨。这几十斤的“家伙”，配上一个破筛子，一只破簸箕，使炊事员肩上又添加了重量。进入雪山地区，上级通知战士轻装，炊事员们挑着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还带上一些增加热量的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翻越梁子大山时，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到了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冰天雪地，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们赶紧去给大家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人拉起来……这时的炊事员，又成了“卫生员”。炊事员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是，却有两个炊事员在这里倒下了！ 过草地时，看到战士们走烂泥地，炊事班长向司务长建议，战士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司务长考虑到炊事员的辛苦，就没有同意。可是到了宿营地，炊事员们却很快把洗脚水烧好了。这样沉重的负担终于产生严重后果。一天早晨，一个炊事员挑着担子正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赶过去，脸上挂着泪水，拾起铜锅又挑了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极快，一会儿狂风，一会儿又是暴雨。这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快找个地方把锅支起来，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驱寒。汤烧开了，先前代替牺牲者挑担子的炊事员，刚给一名战士递上姜汤，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炊事班长姓钱，是司务长谢方祠的邻居，他还是影响谢方祠参加革命的宣传者。这位炊事班长，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是抢着干活。日子久了，累得皮包骨，可打土豪分得了腌鱼、腊肉，自己却不舍得尝一尝，全部留给战士们。一天到后半夜，钱班长偷偷起来为大家烧开水。因为他头天还发着高烧，谢方祠就劝他休息，可他不肯。两人就一道忙活开来。烧水过程中，谢方祠看到钱班长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这时水开了，谢方祠去揭锅盖时，钱班长用很低沉的声音要水喝，接着便扑通一下倒地不起。在谢方祠的怀里，钱班长的身体渐渐变冷。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锅灶前。第二天，铜锅由另一个炊事员挑起前行。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部队到达陕北时，这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谢方祠的肩上。连长看见，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炊事班9名战士，全部牺牲。后来，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被珍贵地保留在了连队中。 长征是一次行军，同时也是对身体、精神的严峻考验。仅仅通过饮食这一桩事，长征的艰辛困苦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红军战士不屈服，不畏惧，勇往直前，正是一种长征精神的体现。 准备做饭的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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