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蜀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自然因素 古蜀国的自然因素决定了古蜀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特征。 古蜀国核心地带的地形地貌。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古蜀国的核心地区，成都平原介于龙门山、邛崃山和龙泉山之间。古蜀国的核心地带除成都地势较平趟外，周边地区基本上都是高山、丘陵与河谷等。成都平原是冲积平原，各种泥土精华沉集于此，土壤中适合各种动植物生长的矿物质异常丰富，为文明的发源聚集了足够的物质基础。邛崃山脉以西是川西高原，川西高原万山耸立、江河纵横，孕育三星堆文明的岷江水发源于岷山弓杠岭和郞架岭，来自川西高原的岷江水自古以来不分白天黑夜滋润着古蜀国的心脏地带，富有生命力的岷江水是三星堆文明的血液。 成都平原在地质史上，属于侏罗纪内海的最后残迹。大约在白垩纪末期，川西部分仍为淡水湖，经过第三纪和第四纪，逐渐形成陆地［1］。根据地质变迁的发展趋势，成都平原内的蓄水呈逐年下降趋势，三星堆文明时期成都平原内的蓄水显然比现在多。鱼凫时期的成都平原“湖沼未涸的沮洳地内，仍有局部的陇冈丘地是可以住人的”［2］，杜宇时期的成都平原“为行将干涸之大泽，遍生蒲、苇、野芋、茭、荷之属”［3］。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各式各样不计其数有关鱼类的文物，与三星堆遗址在年代上有重叠承袭关系的金沙遗址，所出土的金纹金带，其表面对称刻着两条鱼纹，鱼的形象凶猛、形态奇特。有学者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淡水鱼－白鲟，俗称“象鼻鱼”［4］。这件文物表明：三星堆文明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完全可以顺长江、泯江而上，来到成都平原内的湖泊繁衍生息。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陶靴［5］，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人在跟水的长期抗争中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水平。 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核心地带的自然环境：水域面积比现在的成都平原广大。高原与平原并存、高山与谷地相依、湖泊沼泽与江河溪流相连，一片充满生机孕育古老文明的千里沃土。 古蜀国核心地带的气候。成都是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早春、夏热、秋凉、冬暧、多雨、多雾、潮湿、阴冷。年平均温度在摄氏十多度，年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年雨天平均约300天，是中国阴雨天气最多的地区之一；空气潮湿，夏天气温不高，但闷热，冬天不冷，空气潮湿特别阴寒。成都平原邻近川西高原山地，深受山地下沉冷空气的影响，流经平原的河水大多来自西部高原山地的冰雪融水，加之地下水位高，土壤冷湿，造成成都平原气温、水温以及土壤温度低，湿度大。 根据竺可桢对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6］，类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气候与今天四川地区的气候相差无几。三星堆遗址出土竹子碳化物，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根据1986年在成都指挥街遗址发掘采集的孢子花粉分析，距今3000年前，当地植被以阔叶林为主，并有丰富的蕨类植物，水面藻类植物较多，表明气候温暖湿润，与三星堆遗址气候条件相差不大［7］。三星堆许多青铜人像头部有冠或者緾绕有头巾，具有装饰和御寒的功能。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众多的两栖类动物和爬形类动物，这些动物都喜爱潮湿类型的环境。 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核心地带的气候是既寒凉阴冷又潮湿闷热。 （二）社会因素 了解古蜀人的历史文化渊源，对探寻古蜀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文化基因有极积意义，三星堆文明时期烹饪饮食保健文化跟古蜀国的形成、发展、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息息相关。 古蜀国历史文化渊源。许多学者认为古蜀人的渊源与青藏、云贵高原密不可分。有的认为古蜀人是羌族人从青海省果洛自治州最西的玛多县的哈羌盐海，途经松潘草地，以岷江上游河谷为桥梁建立“蜀山氏”氏族部落，发展成为蜀国［8］；有的认为古蜀人的原生族来自于江河源，与藏族冬氏（藏族原始四大氏族之一）18部落（冬氏分离出来的部族群体）有渊源关系［9］；有的认为古蜀人主要是古彝人，彝族祖先最先繁衍于云南昭通一带，后向滇黔边缘的云贵高原向金沙江以北迁徙，逐步向北发展占领了广袤的巴蜀大地［10］；有的认为蜀人得名于其先民的居住地，即现四川西北高原上的若尔盖泥炭沼泽边上的蜀山，蜀即淖，得音于羌语，泥炭沼泽延伸至甘、青两省的部分地区，“九曲黄河”的第一曲就在此沼泽的西部［11］。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龙头呈羊头状，羌、姜族均从“羊”，该器物理应与他们有关。三星堆出土文物有金虎、青铜虎、青铜龙虎尊，古代的巴族、彝族均崇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尊罍有中原文明的信息，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玉琮，从形制特点与纹饰风格，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相同或相似。三星堆青铜人像面部造型有西方人的特征等等。把各种研究成果与三星堆文物所承载的信息结合起来可以确认：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人是以西南各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大熔炉，三星堆文明是古蜀国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以及与域外民族的民族文化之间在古蜀国土地上相互碰撞所产生的文明之光。从古蜀人的迁徙路线可知：古蜀人的文化基因有游牧、狩猎、渔猎、畜牧以及农耕等原根文化的基因。 古蜀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兼与其他多种经济（渔猎、自由贸易、狩猎、采集）并存的经济形态。 农业经济是王国的主要经济形态。三星堆遗址城市面积为2.6平方公里，根据相关数据推断：三星堆城市人口有8万余人［12］，如此庞大的群落，一天的物质消耗达数十万斤之多。农业是定居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此众多的古蜀人定居在三星堆，没有农业经济作支撑，无以维持三星堆都邑的日常消耗。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猪［13］，体态肥美，与野猪的形态相距甚远，至少有上千年的驯化历史。猪是杂食动物，家猪是农业文明最经典的驯化动物。这件器物说明古蜀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体态肥美，说明猪的食物充足，与此相对应的农业经济必定繁荣。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青铜鹰头杜鹃、青铜家鸡等等，这些都是农业时代的标志，进一步反映了古蜀国农业经济的繁荣昌盛。三星堆文明时期王国经济不仅以农业经济为主，还以农业经济衍生出其他文明与行业：三星堆都邑规模巨大，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铜器、玉器、陶器等，表明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专门的手工行业。 渔猎经济在古蜀王国的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一号坑出土的金杖［14］，有鱼的图案；三星堆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鸟头把，有的鸟头把是鱼鹰的形象，鱼鹰是渔猎生产不可缺少的帮手；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扇贝形挂饰48件［15］，鱼形铜箔饰挂件9件，鱼形铜箔饰59件［16］，鱼鳞纹箔饰2件［17］，鱼形金箔饰19件［18］等等，这些文物表明渔猎经济的繁盛。 三星堆文明时期有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产于印度洋的海贝［19］，有近似海星、扇贝等海鲜形态的文物等等，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国内以及古蜀国与域外国家都有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物质贸易，表明古蜀国有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与自由贸易经济相辅相成，没有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没有三星堆文明。 采集经济和狩猎经济是对王国经济的有益补充。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弹丸以及数件玉石矛［20］，这些刺杀动物、掷击或弹射野兽的工具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狩猎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依然存在。 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文化。烹饪文化、雕刻文化、巫文化、农业文化、青铜铸造文化、陶器文化等门类文化象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一同奏响了三星堆古蜀国的文化交响乐。各门类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其中巫文化与烹饪饮食保健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巫医同源、食医同源在学界早有定论。巫文化越发达，与之相对应的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就越发达。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埋藏了大量的神像、神灵、巫祝、祭器、礼器、仪仗、祭品［21］，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古蜀国是一个巫术盛行的国度，从侧面反映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烹饪饮食保健文化。 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的科学技术。巫术在人类特定的发展历史时期具有双重性：宗教色彩和科学技术。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巨型边璋K1：81、97［22］光洁的一面，两端饰有阴刻为8.8-9.3厘米宽的非常规整并与两边垂直的几何纹样带。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璧K2②:146-2［23］，其“肉（孔外的宽）两面有数组园心园阴纹线，线纹之间，又有同心园浅凹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瑗、玉环等器物上都有“同心园凹弦纹”。在边璋、玉璧、玉瑗、玉环上的这些细如蚕丝的几何纹饰和园周线，几千年前的古蜀国没有直尺、园规、三角器等辅助工具，古蜀国的能工巧匠们在器物上如何定位？线条是用什么方法等分？园周线是怎么画出来的？纵使在当今社会有这些辅助工具，用手工在坚硬无比的玉石上刻画出如此规整精美清晰如发丝般细小的阴线谈何容易！巨型边璋上几何纹样以及玉瑗、玉环、玉璧上的园周线，证明古蜀国人有丰富的数学几何知识。铜矿、金矿的选择、青铜、黄金的冶炼以及青铜、黄金的铸造，科技含量极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九百多件青铜器、65件金器等等，表明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上的小立人以及持璋跪人像［24］，人物形象不仅大小、姿态不一，而且他们手持的物品也不尽一样，说明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巫系阶层已经有了明确细致的分工，青铜大立人是古蜀国最高统治者，即群巫之长，下面的巫师分别撑管着古蜀国的农业科技、烹饪保健、冶炼铸造、宗庙祭祀、对外交流、陶器制作等具体的生产活动。我国周朝已有“食医”，专为帝王调配饮食，地位在诸医之首［25］。根据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在蜀国的宫殿里配上负责饮食保健的巫师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古蜀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具体内容 （一）烹饪器具 限于篇幅，仅以独具四川地域特色的尖底盏为例而论之。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了22件各式尖底盏、14件大小不一的器座，这些器座可能是与尖底盏等器物配合使用的［26］。尖底盏口径在7.3－13.4厘米之间，形制上有两类：一类是园腹壁，腹深略呈漏斗状；另一类是腹浅近平，底呈锥状。从尖底盏的形态上看，腹呈漏斗状的可以盛菜或酒，腹近平的可以盛干果或干炒一类的食物。从传热学的角度来看尖底盏，增大了器物的受热面积，与其它平底器在单位时间内所吸收的热量更多。由于尖底盏特殊的结构，比平底器蓄藏的热量更多，对盛入尖底盏中的食物有良好的保温效果。尖底盏是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烹饪文化高度发达的客观反映，说明古蜀国人掌握了丰富的传热学知识，是人类合理利用热能的一次成功典范。尖底盏如此小巧精致，适应它的原料本身不大或必须经过细加工，不然盛装不了，说明古蜀人在烹饪原料时已经出现精细加工的复杂工艺。尖底盏的体积甚小，说明它不是平常生活中一般的烹饪器具，可能运用于祭祀活动，更有可能是在大型活动的宴席中使用，尖底盏的功能跟今天宴席上的“每人每”功能几乎一样，调节宴席节奏、丰富宴席内容以及烘托宴席气氛。今天宴席中的“每人每”，对于食物的运用，基本上分干稀两种，而三星堆的尖底盏刚巧也是两种类型，不妨大胆推断：我们今天宴席中的“每人每”，可能是在三星堆古蜀人宴席中所用尖底盏基础之上演变过来的。古蜀人在宴席中如何运用尖底盏？它出现在宴席的那一个环节？它与什么食物一起搭配？什么地位的人与尖底盏中的什么食物相匹配等等，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尖底盏的出现，表明古蜀人的社会礼仪已经非常复杂，品尝食物的进程已经非常规范。尖底盏的体积大小决定了只能一个人使用，食用后还必须食用其它的食物，从这个角度而言，尖底盏不仅是卫生的体现，更是食物多样化的标志，食物多样化是人体健康的基础。尖底盏必须与器座配合使用，器座与尖底盏在形态上完全不同，器座给人以稳定之感，沉着而冷静；尖底盏给人以灵动之美，活泼而可爱，器座与尖底盏二者珠联璧合，器座与尖底盏组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品尝食物时，既可以把二者一齐拿起来，也可以把尖底盏独自拿在手中，增加了品尝食物的审美情趣。今天宴席中“每人每”所用的餐具，在形制上远远不及三星堆古蜀国尖底盏优美，古蜀国宴席不仅是古蜀人生理上的满足，更多地表现在古蜀人心理上的享受，是真正的烹饪艺术。 （二）烹饪原料 古蜀国食物组成合理化。食物跟社会经济形态有关，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经济形态是由农业经济、自由贸易经济、渔猎经济、狩猎经济以及采集经济等不同经济形态所构成的复合型经济。与农业经济相应的食物有：牛、猪、马、驴、羊、鸡、孔雀、蚕蛹、芋头、园根萝卜、青稞［27］等。与自由贸易经济相应的食物有：海星、扇贝等。与渔猎经济相应的食物有娃娃鱼、鲤鱼、鲶鱼、草鱼、桂鱼、乌棒等。与采集狩猎经济相应的食物有莲藕、虎、猴、老鹰、猫头鹰、青蛙、蛇等。食物是智慧的基础，食物是健康的保证。古蜀国人有惊人的创造力来至于古蜀国丰富多彩的食物类型，西方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命运看这个民族吃什么？怎么吃？古蜀国食物类型是古蜀国文明的最好诠释。现代营养学提倡平衡膳食，古蜀国众多的食物种类，体现的正是平衡膳食的精髓。 古蜀国保健食物。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载体是保健食物，保健食物指那些具有超自然力的食物，而所谓超自然力就是指具有特殊功能的食物，宗教仪式中巫师所用的献祭物往往具有超自然力的特征。食物出现在祭祀活动的器物上，所带来的信息不是某个食物所具有的某种功能，而是社会价值的一种取向，体现的是族群意识，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情感，是一种文化现象。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I、II大型铜神树、小型铜神树［28］，这些器物上有鸟、花、果实等形象。在这几件器物上，花的形态略有变化：有的花两瓣、有的花叁瓣、有的花四瓣、有的花瓣略长、有的花瓣略短，不管怎么改变，花瓣的形态特征基本上雷同，这些花瓣跟生姜的花瓣很相近。现实生活中，生姜开花非常罕见，所以人们把生姜开花视为祥瑞之照。生姜性温辛香，有袪寒除湿的功能，与古蜀的寒潮湿地可谓是天作之和。在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人将生姜视为一种保健食物来使用完全有可能，，那么生姜花出现在铜神树上、视为祭祀的灵物是符合情理的。 编号为K2③:20［29］的小型铜神树上，有果实3件，果实呈球状，果柄较长，果柄上端相连。不用细看就知道其形态跟花椒树上的花椒果实相差无几，其中两件果实的果柄包有金箔，可见古蜀人对花椒有不一般的情感。花椒亦称蜀椒、川椒等，花树是蜀地的原生植物，除湿功能最佳，兼具杀虫灭菌。 生姜富含姜辣素，花椒富含花椒麻素，辣与麻是一种痛觉，人的舌头、嘴唇一旦接触到生姜、花椒后便有一种灼热之感。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与真人般大小的人头像三四十件”［30］，这些人像有一个共同特征：嘴唇宽且舌头微露，这种感觉器官所呈现的信息，或许就是吃了生姜、花椒一类刺激性食物以后的表情。生活中的平民百姓吃了生姜、花椒一类的刺激性食物，通常是毫无忌惮地狂吐舌头或张大嘴巴。单从这些人头像表情特征来看，仿佛是细细品味唇齿留香的滋味或者是故作镇静，非常绅士，看不出一点粗野之气息，理应是地位稍次于青铜大立人的巫师。花椒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可致人以迷幻之感，第一次品尝花椒的人往往有“触电”的感觉。这种令人迷幻之感正是宗教祭祀时巫师们千方百计要营造的氛围，所以花椒在蜀地最先可能不是以保健食物这种形式出现，当初可能是祭祀时的一种单纯灵物，随着认识程度的加深，慢慢演变成一种保健食物。 在I、II大型铜神树上都有桃子的信息，在中国古代巫术文化中，与桃相关的桃果、桃棒、桃杖、桃枝等物，具有强大的超自然力，在中国庞大的巫术灵物家族中，居于其他灵物难以企及的地位［31］，古人有曰：“桃者，五木之精也”。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是不是对桃附予超自然力，不得而知，但神树上有桃的信息确信无疑，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人将桃视为保健食物是可能的。 编号为K2③:296［32］铜神坛，上下可分四层，第二层是群巫们正在举行祭祀仪式进行献祭，每个巫师双手环抱一件形态相近的东西，许多学者认为是藤状枝条，笔者认为是冬草夏草。每个巫师手持的物件明显不是单一的某种物品，而是由两种表征不一样的东西结合而成，在每个巫师手握处的下端有一个明显的衔接处，上端可能是虫、下端可能是草。虫草在一年之中有虫与草的交替更迭，由于科学知识有限，古蜀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从而赋予虫草神一般的魔力，或者古蜀人早已对虫草的功能有所认识，把这种具有较强滋补功能的食物作为祭品献给神灵。 编号为K2③:325持璋小人像，此人像的大小、姿势与K2③:296神坛上的小人像相似，可能是某神坛上的人像［33］，人像所持璋的形态“射端为叉形，锋尖一长一短”，粗看就知是两片叶子连在一起的植物嫩尖，植物嫩尖通常是采集所致，从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经济形态可知：采集经济已经不是古蜀国经济的主要形态了，不过是对王国整个社会经济的有益补充，把采集的植物嫩尖拿来献祭，这样做不符合情理。但是，这种采集物对族群的健康有很重要的意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什么东西既是采集物、形象与人像所持物体相近似、又具有强大的功能呢？非茶莫属！西南地区是茶的故乡，茶叶中含有茶多酚，促进人体新成代谢、有预防癌症的作用，茶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保健食物。 三星堆大立人身上有蚕纹，三星堆古蜀国盛行食虫文化［34］，蚕蛹有药食两用的功能，蚕蛹有袪风除湿的作用。中国人认为蚕蛹有补肾的作用，现代科学认为蚕蛹富含优质蛋白，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蚕蛹是昆虫类食物，富含几丁质，有预防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的作用，是非常健康的食物。蚕桶具有祛风除湿的良好功能。 三星堆出土有青铜酒器，如尊、罍、彝等；陶质酒器，如杯、勺、壶、觚、盉、瓮等。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人饮用的是什么酒？笔者根据古蜀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推断：理应是青稞酒。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35］，上面有人物、鱼、鸟，还有一种信息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箭”的形象，笔者认为是青稞植物的形象。第一，青稞的穗跟金杖上所谓的“箭”几乎一模一样；第二，古蜀国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经济，狩猎经济不过是王国经济的补充而已。青稞形象出现在金杖上，正是王国经济形态的象征；第三，箭除狩猎之外，就是战争工具。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关箭的信息不多，几乎不见兵器的信息，三星堆发现的玉戈之类大都是礼器而非实用的兵器，箭出现在金杖上没有社会基础；第四，从形象的组合上，鱼是河流海洋的象征，鸟是天空苍穹的象征，而青稞则是陆地高山的象征，这三种元素加起来就是古蜀人眼里的宇宙世界，金杖上的人物、鸟、穗、鱼都有重复，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起强调作用和审美需要。金杖图案把人与宇宙用两周线纹分隔开来，因为人是万物之灵，宇宙由人来统治，而人与宇宙由谁来统治呢？当然是用金杖的古蜀王来统治，金杖图案反映了古蜀王宽广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怀，体现了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人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箭是一种利器，让人联想到血腥的场面，学者们认为青铜大立人是古蜀王，大立人像看不出一点狰狞恐怖的气息，能看得出来的只有青铜大立人像的威严气势！如果金杖上面是箭的形象，与金杖主人的人格特征格格不入；第五，古蜀先民早就培育成功并耕种青稞了，青稞是古蜀国人血液中涌动的基因，是文化的传承；第六，青稞是高寒植物，在三星堆文明时期，古蜀国都邑有多条商路通往盛产青稞的高寒地区。比如今天的成都－茂县－松潘以及成都－雅安－西昌－康区青海结古（今玉树州境）－拉萨－日喀则－印度［36］，不仅高寒地区生产的青稞可通过骡、马等运输工具源源不断地驼运至三星堆都邑进行酿制，而且还可以把内地生产的茶叶运往高寒地区。 中国西南地区是动植物的王国，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就是对动植物王国的真实写照。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遗址涉及的动植物形象能跟三星堆文化遗址相妣美，这些可食形象出现在宗庙祭祀等各种活动中，彰显了古蜀国的世人生活、精神观念以及古蜀国高度发达的烹饪饮食保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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